在古代中国，陵墓，特别是帝王级的陵墓，其保护之严密达到了不可侵犯的地步。想象一下明、清时期的法律，挖掘或破坏坟墓的人将面临极为严厉的惩罚，甚至是死刑。不只是简单的保护，人们还会祭拜、修缮，以示尊重。就拿清代来说，康熙与乾隆皇帝在巡视江南时，总会特意前往南京的明孝陵进行祭拜。

明孝陵的“治隆唐宋”碑，是康熙皇帝在其第三次南巡时亲自题写的。而朱元璋，这位大明王朝的开创者，在建立自己的帝国后，仍然不忘过去的君王，会一一进行祭奠。即便到了中华民国时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依然遵循传统，率众前往祭拜明孝陵。这种传统体现了对先人的尊敬和对传统的继承。

帝王陵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神秘的“禁地”，其选址并非随意而定。中国帝王陵的选址背后有一系列的标准，如“龙、穴、砂、水、山”，这些都是选址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具体操作中，存在许多禁忌和忌讳。风水说虽然主要用于住宅和庙宇的选址，但在帝王陵的选址中，由于其特殊性质即认为人死后是去了另一个世界生活因此更加重视风水的选择。民间在为逝去的亲人安葬时，也依然讲究风水。而对于帝王来说，陵墓的选址更是关乎国运和江山兴亡的大事。

各帝后妃陵寝的选址和营建都遵循了这些原则，考虑各种自然元素的相互关系。他们期望墓地背后有重岗龙山，两旁有护砂环抱，溪水环绕分流，形成藏风聚景的格局。当自然山川条件不能完美时，人们会进行人工修复和调整，将自然与人文完美结合，创造出理想的“风水宝地”。

以清代帝王陵寝为例，其选址时的“天人合一”观念继承自明朝，首倡者便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在为自己选择陵地时，追求陵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的都城建设也遵循了这一理念，比如南京的都城墙都是依地形而建，与自然环境相融合。

钟山风景区是当年的明孝陵所在，被纳入孝陵的建筑规划设计中。这里的设计者将整座钟山及部分水面作为重要的“风水”景观。钟山早在江东末年就被视为“龙蟠”之地，朱元璋作为大明开国之君自然不会放过这块宝地。后来的孙中山和蒋介石也选择此地作为自己的归宿，正是因为钟山的风水宝地特性。

孝陵陵宫及宝城具备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风水“四象”，加之三道御河的自然流淌，形成了难得的风水格局。在明、清帝王陵的择址上，这种理念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个陵区以昌瑞山为界，形成了独特的风水宝地。

古代帝王陵的选址和建造，充分体现了人们对风水的重视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种传统理念至今仍在许多地方得到体现和应用。关中之地所建之乾陵，地形地貌相得益彰，梁山与漠谷河相映成趣，犹如一幅天然画卷。陵区之布局，犹如裸睡之少妇静谧安详，而棒槌岭则如男根矗立其间，完美诠释了“阴阳二仪、天地配合”之理念。在古老的《葬经》中，葬者需乘生气，藏风聚气之地乃为上选，而得水更是锦上添花。乾陵完全符合《葬经》之所有条件。据传，当时的高宗李治登基之初，特邀星相大师袁天罡及太史令李淳风共同为其选择万年吉壤。二人精心选址，最终确定了这块天赋宝地。

朱元璋则开创了全新的帝陵体制。孝陵以钟山为中心，外郭城垣依山而建，曲折走向与明初京师城垣颇为相似。神道设计新颖，弯曲前行，与陵宫部分共同构成“北斗”之形状。据《大明孝陵神宫圣德碑》记载，朱元璋深明天象地理之道，布局以“北斗”为核心，四周环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构成神秘之布局。古人视北斗七星为“天帝”居所，皇帝为天子，死后若能“魂归北斗”，即意味着升入“斗星老母”之所在。这种布局对后世帝王陵之选址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京城之规制仿自南京，十三陵之构建亦源于南京之孝陵。十三陵中首座明成祖朱棣之陵寝长陵，完全遵循孝陵之标准而建。其余诸陵如献陵、景陵、裕陵等，虽规模大小有别，但规制相同。整个陵园以长陵为主体，向东南、西北和西南展开，周围约四十公里，形成了独具明朝风格的陵园。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人法地，地法天”，皇帝作为天子，需得讲究人与自然的统一。生前尊贵无比，死后亦需得“万年吉壤”。看似神秘的“风水说”，实则是中国特色的环境观。帝王陵之选址看似迷信，实则不然。它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结果。墓地风水图解与墓地风水的选择至关重要。